1935年10月，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征得老乡同意后，在延安吴起县倒水湾村驻扎下来。由于锅具不足，战士们向村民张宪杰借用了他家的水缸，搭上几块石头，便成了一口临时的锅。粮食短缺，仅有黑豆、荞麦、糜子等带皮难熟的食材。烧煮时，火候稍大就会水干，战士一加水，水缸就裂开了。战士们没有抱怨，反而一粒一粒捡起撒在地上的粮食吃。离开时，他们还特意将开裂的水缸洗刷干净，并留下两块银元作为赔偿。

对于这两块银元，张宪杰起初再三推辞，但红军战士态度坚决，他最终只好收下。水缸虽然不能盛水了，但张宪杰找到匠人箍好，并放在家中显眼的位置。这口曾为红军煮过饭的水缸，也因此被赋予了一个光荣的名字——“红军锅”。

1937年，山西省万荣县周王村红枣丰收。村民听说有军队要路过村子，慌了神。9月下旬的一天，八路军排着长队在沟边过了两天，却没有摘树上一颗枣，连掉在地上的也没人捡。村民第一次见到了不拿百姓东西的军队，见识到了八路军严明的纪律。

“红军锅”“不拿百姓东西的军队”，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在抗战时期的光辉写照。

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在土地革命时期初步形成，在抗战期间得到更为深入地贯彻。八路军、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所到之处，严格遵守着这一铁律。

我们党从建党之初，就极其重视革命纪律，中共一大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》就严申党的纪律。严明的纪律，同样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。据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大事纪实》记载：“1927年10月23日，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抵达荆竹山。战士们由于长途跋涉，饥饿难忍，刨了老百姓的红薯吃，违反了群众纪律。毛泽东得知情况后，于次日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召开大会，要求部队官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，和山上的王佐部队搞好关系，做好群众工作，同时提出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三项纪律。”

这“三项纪律”是：“行动听指挥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，打土豪要归公”。1929年以后，毛泽东又将“三项纪律”中的“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”改为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；“打土豪要归公”改为“筹款要归公”，后来又改为“一切缴获要归公”。

1928年夏，提出了“六项注意”：“上门板，捆铺草，说话和气，买卖公平，借东西要还，损坏东西要赔”。后来又增加了“洗澡避女人”和“不搜俘虏腰包”两项内容。

这就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初期版本。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逐步成为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明确遵循。

王同富，1943年参加革命，在部队担任后勤工作。据这位抗战老兵回忆：“不管走到哪里，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’都不能犯，谁也不能犯。有时候，比如我要是摘个苹果吃，你和我在一起就会说，这是群众的，咱不能吃，你得赶紧把苹果给人搁那。我们还有个规定——向群众借的东西没还的不能走，用了群众的东西没付钱的不能走，所在的院子没打扫干净，水缸没给人挑满的不能走，必须得做到这些。”

1947年10月10日，面对解放战争新形势，毛泽东起草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》并向全军发布，规定“三大纪律”是：“一切行动听指挥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；一切缴获要归公”。“八项注意”是：“说话和气；买卖公平；借东西要还；损坏东西要赔；不打人骂人；不损坏庄稼；不调戏妇女；不虐待俘虏”。从此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，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：“我军作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，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，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军一开始就建立了严明的群众纪律，军之所至，秋毫无犯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官兵。”2015年1月13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：“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就那么几条，很容易记，更容易执行。”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为我们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、夺取中国革命胜利，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。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党的使命任务，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。历史和实践表明，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，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。

从战争年代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，到新时代的中央八项规定，是传承，更是承诺。我们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、心心相印，以严明的纪律、优良的作风，踔厉奋发、砥砺前行，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。